1937年7月7日，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全面抗战爆发，南方八省十四个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挺进华中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新四军驰骋大江南北，支撑东南半壁山河，成为华中抗日的中流砥柱，被称颂为“铁军”。“铁军”的称号，不仅体现在这支部队的英勇善战和顽强作风之中，还包含着铁的意志、铁的纪律。可以说，纪律是新四军的“铁军”之魂、胜利之本。

执纪如铁

1938年6月，新四军军部在行军途中召开了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确定战时政治工作的方针、任务、制度与领导方式等基本问题，要求部队充分尊重群众意愿，坚决实行不拉夫、不收款、不扰民的“三不”政策，不准直呼“老百姓”，而要称“老乡”“老大爷”“老大娘”“大哥”“大嫂”等，要将增强群众对新四军的信任作为发动和组织群众抗日的前提，提出“新四军江南化，江南新四军化”的目标。同时，军部还对红军时期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进行了修改，制定了新的“三大纪律、六项要求和十项注意”，并颁布实施了《新四军十条军规》。1943年12月，新四军政治部又制定了关于拥政爱民的方针，并公布《新四军拥政爱民十大公约》。军部在皖南地区曾召开过两次政治工作会议，以及一次全军党员代表大会、一次全军青年代表大会，均对党和部队的纪律建设提出了明确要求。如全军青年代表大会上制定的《新四军青年队章程》中，第七条纪律规定：不违背信条、不违反队纪及队内一切决定、不动摇逃跑、不贪污不腐化、不消极不骄傲，违纪者视情节轻重处罚。各部队还运用连环画、宣传画和说唱等形式，不断地进行纪律教育。

新四军的可贵之处，在于遵守纪律是无条件的，说到做到。遵守纪律只是基本要求，新四军战士们不仅严格执行了，而且用实际行动体现出更高标准。新四军每到一地，帮助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剿匪反霸，减租减息，兴修水利，组织换工互助，让广大贫苦百姓安居乐业。每逢日伪军“清乡”“扫荡”，新四军先派人护送老百姓往安全地带转移，自己再与日伪军作战。日伪军走后，房子烧了的，帮着建房；财物被劫的，送粮草，送衣被；有人负伤的，帮助医治；有人遇害的，帮助安葬并登门慰问。平时，住在老百姓家里，帮助下田干农活、修缮房屋，水缸不挑满不走，室内外不打扫干净不走，借用门板、桌、凳没还清不走。

据粟裕回忆，“当我们初到江南的时候，群众不愿借房子给我们住，我们就在村外或者是田野里露营，在雨天的晚上，曾经遇到了不肯开门借房子给我们住的事，我们也就站在门外和靠在屋檐下过夜，这样有过很多次。有些时候，群众不卖粮食给我们，我们也曾经饿过几顿饭和吃过很多次糜粮。”

三师师长黄克诚曾率部队趁黑夜越过敌人的封锁线，挺进苏北阜宁县益林镇东边的大王庄。刚进村，黄克诚就下令：“一不准敲群众家门，二不准动群众的一草一木，三不准大声喧哗、惊醒群众。”指战员们按班、排分散到群众房前屋后和草堆避风露宿。当时北风呼啸，天寒地冻，警卫员犯难了：师长身体不好，师长的妻子唐棣华还带着一个不满周岁的孩子，冻出病来怎么办？警卫员向师长请示到一户人家借宿，遭到黄克诚的拒绝。警卫员只好找个草堆把唐棣华和孩子安顿下来。天亮了，河面结了一层厚厚的冰，战士们衣帽上全是霜花。村民们见此情景，都十分感动。

新四军严格执行群众纪律，对于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和脱离群众的倾向，及时进行查处和整顿。1942年6月至7月的两个月中，在苏中三分区就有4个干部由于贪污被依法判处死刑，执行枪决。1942年，新四军苏中分区交通站长陈新因私卖公家的一条棉裤，被军直党委开除党籍。1943年5月，新四军五师三十八团的一个连长因贪污6元钱被绳之以法。该团政委周庆鸣对全团官兵说：“6元钱，数字并不惊人，但大家要记住，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之所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有信心打败日本强盗，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有铁的纪律、血的纪律。”

两次拒说

新四军高级将领很注重领导带头的教育作用，他们严格要求自己，不搞特殊化，绝不置身法外，甚至对自身的要求严于对普通军官、战士的要求。1944年春，一师师长粟裕在东台三仓南址小街陈昌柏家中召集军事作战会议。警务员将粟裕的战马拴在了院子内一棵枇杷树下。会议结束时，枇杷树的树皮已经被战马啃食精光，露出树干。军规规定，损坏老百姓的东西要赔偿。粟裕立即向陈昌柏大爷做检讨，并掏钱赔偿。这件事情让粟裕始终不能忘怀，他托人捎来一棵黄杨树苗。没过多久，粟裕就再次来到陈昌柏家，亲手将树苗种下，了却了一桩心事。这与当时的国民党军官军纪败坏、思想颓废,形成了鲜明对比。

副军长项英在工作生活中，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坚持和战士吃一样的饭菜，穿一样的服装。他在招待美国著名记者、作家史沫特莱时，特地关照警卫员到司务长那里借三块钱，并交代说借款从他下个月的津贴费中扣除。云岭新四军军部驻地至今还传颂着项英同志的“两次拒说”。1938年底，一个人秘密来到新四军军部驻地云岭，为芜湖被新四军地下特工人员抓获的一个汉奸说情。这个人叫王承祖，是泾县厚岸有名的地主，兼营油坊、布匹庄，素与南陵、繁昌、芜湖商界、政界有来往。那些受到打击的汉奸亲属得知担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军委总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是王承祖的儿子，遂携重金卑词相求王承祖去营救被抓的汉奸。王承祖碍于情面，亲赴新四军军部来见项英。项英得知王承祖的来意，勃然大怒，拒不接见，只让民运科长陈茂辉出面招待。随后，王承祖被陈茂辉礼送回家中。

1939年初，王承祖再次来军部，要讨保南陵县的一个奸商。这个奸商曾是王稼祥在芜湖圣雅阁中学时的同窗，他为敌占区偷运禁运物资，牟取暴利，大发国难财，被活动在繁昌、南陵一带的新四军三支队抓获。此人家属携重金来求王承祖，王承祖满口应承下来。王承祖在新四军军部大发感慨：王稼祥的同窗好友做了点生意就被贵军抓去不放，贵军如此不顾王稼祥的面子，岂不是陷王稼祥于不仁不义？同时也叫他这张老脸没处搁！王承祖请求军部无论如何也要“高抬贵手”。项英对王承祖的无理要求态度十分冷漠。为慎重起见，项英给王稼祥拍去电报，陈述其事。王稼祥收到电报立即复电，表示概由新四军军部处理，他本人不表示任何意见。王承祖第二次的说情同样是无功而返。

“当兵要当新四军”

1943年春节刚过，敌人对盐阜根据地进行规模空前的大扫荡。三师部机关及警卫部队为了跳出敌人的合击圈，决定从旧黄河南向河北撤退，并在河上用几十条小木船临时架起了一座浮桥。敌人步步紧逼，枪声、炮声越来越近，危险在即。这时附近几个村子的数百名群众也牵着牛、抱着鸡，扶老携幼地拥挤到河边，急于过河。但河水齐胸，十分寒冷，而浮桥又只能单行通过。师部机关和警卫部队大多数人还在河南尚未过河，大家焦急万分。黄克诚当时正在河南浮桥口上，他见状大喊一声：“部队停止过河，先让老百姓过！”黄克诚站在岸上，亲自指挥部队让路，而此时枪声已越来越密集了，炮弹已打到河里，激起阵阵水花。指战员们却没有一个人与民争渡，都闪在一边，让老百姓先过。半个小时后，老百姓全部安全过桥，黄克诚和其他人员才冒着敌人的炮火踏上浮桥，迅速向旧黄河北撤离……当时在阜宁东北乡大杨庄养病的邹韬奋先生知道此事后，对第三师八旅参谋长庄林说：“黄师长这件事太感动人了。我病好之后，一定要写文章让大家知道。”

纪律是给群众最初的见面礼。陈毅在挺进敌后的实践中反复强调，我军要在苏南站住脚，首先必须模范地遵守纪律，取得群众的信任。正如其所言，新四军所到之处严格执行铁一般的纪律，在每日仅维持半饱甚至是饿着肚子的艰苦条件下，依然能做到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从而在群众中建立起威望，获得了群众的高度信任和真诚拥护。当时，“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新四军”这句话在新四军所到之地的人民群众中广为流传。

新四军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物送还、损失赔偿，这些看似都是一些生活上的细节，但是群众就是通过这些小事分辨出新四军是老百姓自己的队伍，就连地主士绅也称赞新四军“实为从未得见之最优良之抗日军”。

新四军爱民如父母，人民群众就把新四军当作自己的子弟兵，自觉拥军。皖南事变中幸免于难的2000多名新四军指战员，都是在皖南人民冒着生命危险掩护、营救、帮助下突围出来的。云岭的张素莲担任妇抗会主任后，她全家11口人，除80岁的婆婆和婴儿外，有8人跟随新四军参加革命。据军部文化工作委员会总干事钱俊瑞回忆，他做民运工作期间，随意到哪个老百姓家，他们都会告诉你，不是儿子在新四军，就是哥哥、弟弟或丈夫在新四军，家家都把新四军当作自家人看待。在淮北龙山集，有位白发苍苍的谢老太太先后把自己的三个儿子交给新四军，去为被日军杀害的父亲报仇，三个儿子都先后壮烈牺牲了。这个伟大的母亲将悲痛藏在心底，更加积极地搞好支前工作，为新四军赶做军鞋。四师师长彭雪枫跪在谢老太太面前恳求：“我要做您的儿子，您就是我的妈妈。”一次，敌人下乡扫荡，苏北民运女干部王长淮因有孕在身，不便转移，便留在三里桥一户农民家。敌人挨门逐户搜捕，当搜到这家时，这家妈妈说王是自己的女儿，偏巧这时她的女儿进了家门。为了掩护新四军干部，老妈妈硬说不认识自己女儿，致使女儿当场被敌人枪杀。

“九仞为山争一篑，同仇敢与亿民期。”陈毅同志《“七七”五周年感怀》的结尾诗句形象地描绘出了新四军与人民群众一起同仇敌忾的强烈愿望和勇敢抗争的精神，这同样也是铁的纪律锻造出“铁军”精神的真实写照。（王鹏甘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