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邦达为雍正十一年（1733年）进士，累官礼部尚书，卒赐文恪；董诰为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进士，累官文华殿大学士、军机大臣，卒赐文恭。父子二人位列雍正、乾隆、嘉庆三朝前后长达70多年的仕途生涯中，为官清正廉洁，深得当朝和后世称道，事迹彪炳史册。

董邦达一介布衣，靠自己的努力考中进士，而进入仕途后，亦以“博学精考核”的真才实学得到乾隆的赏识，被乾隆选拔到自己的文化团队，参与了清宫大型著录文献《石渠宝笈》《秘殿珠林》《西清古鉴》等的编纂。在工作中，董邦达忠于职守、办事干练，得到朝廷和同僚的充分肯定。

董邦达一生淡泊名利。任翰林时，他租住了一户平民所住的房子，而其夫人钗荆裙布，躬操井臼，执馈厨下。董邦达公务完毕，则闭门授徒，其门生如纪晓岚、蔡兰圃、陈枫崖、李应元等，后来都成了一时人物。中年的时候，董邦达靠着积攒的薪金购置了几间普通的房子，退朝后即手不释卷，种花写字画画，淡泊自如。

董邦达性格质朴，为人爽直，处事正派，做官不取分外之物。因此，其登朝三十七年，出入丹禁二十六年，自始至终得到朝廷的“恩施”褒奖。晚年病重时，乾隆帝“垂询再三”，而当听到董邦达病殁时，痛切哀悼，感叹他“立身行己、守官奉职”。

董邦达弥留之际，说自己一生平庸，做得很不够，并叮嘱儿子董诰：“他日必毋作行述。”董邦达逝世后，董诰濡泪写述藏于家，遵父命不示以人。

董诰幼承庭训，继承了父亲的政治品质和艺术才能，年轻时就崭露头角。他23岁中进士，直至军机大臣、文华殿大学士、太子太傅，可谓屡担重任，位极人臣。但董诰无论在官在家，始终以“待人宜丰，自奉宜约”“当勤慎奉公，节俭守己”自勉。

董诰生平遇人无贵贱，处事无大小，未尝不持之以敬，待人朴实谦和，不信口臧否，但正邪善恶，胸中黑白分明。他博闻强记，谙熟朝章故事，若有咨询，无不详解原委；指陈得失，洞见利弊，帏幄参赞，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处理公务事宜，他沉着仔细，克勤尽职，参与朝政凡四十年，屡次评议，均获褒奖。因此41岁便被钦命紫禁城骑马。

乾隆晚年，和珅一手遮天，贪婪作福，倒行逆施。董诰虽与其同在军机，却洁身自好，不同流合污，“支柱其间，遇事多所纠正”，故嘉庆帝即位后，对其信任有加。在这样的背景下，嘉庆四年（1799年），董诰参与了扳倒和珅的行动。此后，董诰荣登文华殿大学士，成为嘉庆朝重要的辅臣之一，直至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病逝，被朝野称为“贤相”。

董诰逝世时，嘉庆帝亲往祭奠，赐金治丧，作诗哀悼，有“世笃忠贞清节坚”及“只有文章传子侄，绝无货币置庄田”之句，嘉其父子历事三朝，未尝增置一亩之田、一椽之屋，并命刻碑立于其墓前，以示后人。

富阳是董氏父子的故乡和万安之地，虽然“二董”所处的时代已过去了二百多年，然而为人立世，情同此理。董氏父子的才华学识、官德人品足为后世楷模，也是富阳人文精神的重要元素。“二董”留给后世的，不仅是一座艺术的富矿，也是一座道德的富矿、精神的富矿。尤其是他们在政务纷繁中始终慎勤尽职的精神，手握重权而廉洁自律的精神，为官一世两袖清风而心地坦然的胸襟，足为后世典范。“二董”清风，可谓山高水长。（史庭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