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一点，东西之间是有共识的，连梭罗在他的《瓦尔登湖》里也写过：“所有人看到了自己的柴火堆都会非常欢喜。我也喜欢把我的柴火堆放在窗下。”在中国人开门七件事的排序里，“柴”列在第一位，这是世代相传的智慧。我们总爱说“人间烟火”，实际上也是一种“提喻法”，用燃烧的柴火来代指平凡的生活。佛家也拿柴来讲道理，所谓“搬柴运水，即是神通”——把禅意放在最不起眼、最不为人重视的劳动里，意喻大道理并非遥不可及，而是寓于最浅近的琐事里。

　　不过，“柴”也可以很高级。围绕“柴”，我们形成了一整套的诗歌表达与修辞方式，勾连起隐逸、山林、乡野等一连串隐秘的信息。杜甫诗：“胡羯何多难，渔樵寄此生”，高适诗：“我本渔樵孟诸野，一生自是悠悠者”，又如范成大诗：“渔樵引入新花坞，儿女扶登小锦城”等，皆是以砍柴者的形象来想象一种超脱世事纷扰的生活。在中国人的心中，“白发渔樵”表征了超然的看客，是观望历史兴衰的智者。樵夫也是绘画里常见的点景人物，可以说，砍柴者的身影与声音播散在中国的诗画里。《诗经》里的“坎坎伐檀兮”所描述的叮叮当当的砍伐木材的声响，至今余音不绝。

　　就取材来说，用作柴火的木材多来自树木的旁枝、块根、淘汰的果树或者老朽的椽子等不堪大用的木头，不过其中也有品类之分。稻草、秸秆类的柴火，易燃、火力旺，但不耐烧，点燃后，轰一下便灰飞烟灭了，只好用来做引火的材料。生长速度快的梧桐、杨柳也是如此，敲击一下便能听到笃笃的中空声，木质也较疏软，点燃后火势虽大却也短暂。与之相反，桑、槐、榆、梓这些乡间常见的树种再加上构树、苦楝等田间杂树，在燃烧的持续性上要明显更佳。再就是苹果、桃、梨、枣等果树，木质紧实、坚硬，劈出的柴火堪称上品，烧起来有果香，但是这些木头常被用来烧炭，贩卖到城里去了。松柏类的木头油性大，并且火力持久，当然也是上乘的柴火。

　　柴火的取材有学问，具体到哪个部位也有讲究。在所有的木柴中，最耐烧的就是树根了。树根质地密实，又不能作打家具、建房子等其他的用处，拿来取暖、烧饭可以说是物尽其用，最受人推崇。韦庄诗云：“本期同此卧林丘，榾柮炉前拥布裘。”这里的“榾柮”指的就是树根。诗中描写的是裹着皮袄，烧树根取暖的情景，再加之“林丘”这样的山林野逸、超然世外的联想，诗末两行是：“门前积雪深三尺，火满红炉酒满瓢。”室外大雪纷飞，室内有火有酒，白的积雪与红彤彤的火炉，真是有色有味，羡煞人了。我的老家人将树根称为树疙瘩，单从命名上看就觉得有股子朴拙的意味，还透着一种浓浓的亲切感——比如长辈们会称看似木讷、接受能力慢的孩子为“榆木疙瘩”，这里既含着几分疼爱，又有几分嗔怪。

　　不过，我们似乎离这样的生活越来越远了。顾随先生谈诗的时候，曾拿柴火打比方，说明诗体的变化，指出旧诗到了宋朝已是强弩之末，因而发生了新的发展，就如“同是取火，由柴而煤而电气，此即工具之演进”。由煤气代替柴火，诗意减了几分，但是这是时代的进步，倒也无甚可责诘的地方。在他看来，如果今日之人还“以旧诗表现吾人思想感情，便如在美国烧玉米秆做饭，总觉不甚合适”。这个比方很是巧妙，直白又贴切。

　　尽管如此，我还是怀念烧柴的日子。（孙红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