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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高考,我的大学
发布日期:2023/6/20       作者:      来源:新华日报      浏览次数:[1759]
     前几天,遇到作家卢新华,他和我一样,都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入学的第一年也就是1978年,卢新华就因创作短篇小说《伤痕》名满天下,开启了新时期文学的第一波潮流“伤痕文学”。我们是第一次见面,不由得说起各自的经历,自然而然,高考是我们共同的记忆,我们都因为高考而开始了新的人生。

他说起他的插队,他的参军,他的青工经历,特别是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时如何激动,如何到处寻找复习资料,挑灯夜战备考,又是如何盼望着录取的消息。那时,与他一同参加高考的同厂四个青工每天都聚在一起说高考,憧憬录取后的大学生活,担心落榜后的暗淡沮丧。他们把试卷的内容回忆了一遍又一遍,《苦战》的作文背了一次又一次。一天晚上,高考话题结束、长时间的沉默后,一位青工突发奇想地说,我们打个卦吧,看谁能考上大学。他设计的“打卦”方式很简单也很特别。就地取材,每个人烧一张白纸,看谁烧的纸灰飘得高,高的就能录取。卢新华说真的好奇妙,其他三个同事的纸烧了也就烧了,不过在地上留下一撮,只有他的那张纸,点燃后扶摇直上,一直飘到宿舍的顶棚上。后来,四个人中就他接到了录取通知书,成了恢复高考后复旦大学中文系的第一届大学生。

这个细节卢新华至今不忘。他不是说所谓“打卦”有多灵验,而是铭记着当年的考生们对上大学多么迫切、多么期待。在说了这个故事后,他一个劲儿地问我:“你说对不对?那时你也是这样的吧?”我只得含含糊糊地应道:“是的是的。”

其实,我不是,或者说,我的情形要复杂一些。因为我太小了,那时正处在叛逆期,还不懂事。也正因为如此,高考对我人生的意义更大,更特别。

我是1977年高中毕业,按惯例,因为是城镇户口,本应该到农村插队,但年纪小,还不到插队的规定年龄,我虽然写了一封又一封决心书,要求提前到广阔天地去,内心的真实想法却是:同学们都下放了,我却不能去,这让我很没有面子。但是,母亲死活不同意我下乡。在她看来,我不但年龄小,个子也小,她心疼小儿子到农村去会吃不消。她指着我对街道的干部说,你们看看,你们看看,就这么大个人,到生产队去能干什么?还不是给贫下中农添麻烦?

我是不给贫下中农添麻烦了,但她的麻烦却大了。

一个不上学的又没了玩伴的男生能做什么?每天睡懒觉睡到日上三竿,爬起来就到处闲逛,这个店门口站站,那个摊位旁蹲蹲。小镇十字路口周铜匠那儿我待的时间最长。有时他出摊前我就在那儿守着了,中午饭也不回去吃,专心致志地看他做活计,修锁,配钥匙,做脚炉、脸盆、旱烟嘴儿……他看我实在无聊,就让我帮他拉风箱。看着小钳锅里的废铜烂铁在熊熊的火焰中熔化流淌,然后浇铸成型,在他手里变成一个个精致的小物件,我真的想跟周师傅学习这门手艺。这辈子做一个铜匠也不错啊……

就在父母为我越来越像个二流子而操心不已时,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了。这在当时,不啻石破天惊的大事,整个社会都因此而行动起来。

当父母兴高采烈地把这个消息告诉我,并要我赶紧准备复习考试时,我却一点兴致也提不起来,因为我压根儿就不相信,一个普通人家的孩子可以通过考试上大学。我太小了,与那些老三届不一样,他们是知道大学的,他们当年在校时就已经开始复习迎考了,他们不少学兄学姐在他们前面已经上了大学。而这样的常识我不知道。我老气横秋地嘲笑父母亲的“天真”——怎么就幼稚地相信凭考试就能上大学?这种“走过场”的考试有什么用?

我一如既往地东游西荡,虽然学校的复习班已经开班了,虽然同学们都紧张地复习起来了,他们一个个向知青点请了假,每天又背起了书包,仿佛回到了学生时代。看着父母着急上火的样子,我迫不得已随大流加入复习的大军,每天上学放学,小和尚念经般地拿起了书本。我哪里是去复习?不过是想着又可以与小伙伴们一起玩了。

但我吃惊地发现,从小一起长大的老同学好像都不认识了,他们变黑了,尤其是神情,像大人似的。他们完全不像过去在校上学的样子,而是一个个如饥似渴,仿佛要把书本生吞活吃了。我问一个曾和我一起玩弹弓打鸟的同学:你们怎么这样?你们真的想上大学?想上大学也不是这个样子,应该好好到生产队表现,等着推荐啊。

后来一天下午上完了复习课,这个同学把我拉到学校的小河边,和我有一番对话,我至今忘不了。他说,你没吃过苦,没吃过苦的人是不会真正从心里生出改变命运的想法的。理想是什么?理想不是你背的书本上的话,是你想摆脱现在的生活生出的实实在在的希望。

老同学的话让我无言以对,我惊讶于生活的力量,惊讶于时间的力量。不过半年的工夫,就让一个原先与我一样顽劣的小伙伴长大成人了。

也是因为小伙伴的这番话,我不在镇上的中学复习了,我去了当时哥哥下放的苏北农村。如果说老同学的话让我感受到理想和机遇对一个人的引领力量的话,那么哥哥知青点上的知青们,则让我多多少少知道国家社会的变化与个体命运的息息相关,知道在那个时代,有那么多人关心着国家的明天。

这些知青下放已经好多年了,看上去早已没了城里学生的模样,是地地道道的青年农民。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歇,但即使再累,每晚都会在灯下复习功课。熄灯后照例有一阵闲聊。他们说着国家大事,讨论报纸上的头条文章,从小道消息中捕捉未来可能发生的变化。他们是一群年轻的思想者。宿舍里黑乎乎的,我看不见他们脸上的表情,但听得出他们激动的语气,他们引经据典,纵横捭阖。在他们的话语中,一个崭新的、朝气蓬勃的国家正向我们走来。

哥哥对我说,高考不只是个人的事,它是国家大事。高考可能不会改变一个人的命运,但它一定会改变国家的命运。怀才不遇的人越少,这个社会就越好。好社会就是为每个人提供机会。哥说,这话不是他说的,是马克思说的。马克思说,理想的社会就应该让人得到全面发展。

我就这样上了大学,77级。那是怎样的一批大学生啊!我是应届生,是班上年纪最小的,和我同座的是一位女生,比我大十几岁,已经当妈妈了。记得有一天,我和她一起去食堂吃饭,认识她的一位老师停下来满脸狐疑地看看她,又看看我,说你上学怎么把孩子也带来了?

对我而言,上大学,不仅是跟老师听课,也是向我的这些大龄同学学习,他们是我的大哥哥大姐姐,他们中大多数人已经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了许多年,有着丰富的知识积累与人生阅历。说实话,我人生启蒙的许多方面都是从遇见他们开始的。

因为高考,因为大学,我明白人是可以突然长大的,知道了人可以因为某个机缘、某个事件而成熟起来。我的高考,我的大学,我已经讲了无数遍,对我的学生讲,对我的孩子讲,对那些因为孩子的成长而焦虑的年轻父母们讲。我告诉他们,真正让我们成长的是环境,是生活,是生活中的那些事件与变化,它们能给我们成长的力量,就看我们有没有抓住,就看它们与你成长的机缘。(汪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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