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浪亭中的五百名贤祠,是一座纪念古代苏州出生或与苏州有关的名贤祠堂,祠内满绘名贤画像,各像有后人的赞语,这是三国时代吴国官员陆绩、宋代教育家胡瑗画像与赞语。 (资料图片)
宋代造园 清代立祠
一生挚爱园林的古建筑学家陈从周先生曾说“江南园林甲天下,苏州园林甲江南”。在苏州留存至今的园林中,沧浪亭是时代最早的一座。苏州园林各有妙处,艺圃曾归明朝文震孟、文震亨兄弟所有,这对兄弟是苏州鼎鼎有名的才子文徵明的后人,文震亨更是以《长物志》一书著称后世,为传统文人精雅生活留下极富诗意的记载,前往艺圃的路曲曲折折,待入门后,豁然开朗,原来这座园林就隐藏在城市民居中,大有“大隐隐于市”的感觉。
探索沧浪亭的感觉迥然不同,沧浪亭是一座从门外就能窥见门内景象的园林,没有高墙深锁,沧浪亭是一座面水园林,它邀请门前的葑溪为园林景观增光添彩,此谓“借景”。陈从周先生对沧浪亭的景观设计有精妙见解,沧浪亭“园周以复廊,廊间以花墙,两面可行。园外景色,自漏窗中投入,最逗游人。园内园外,似隔非隔,山崖水际,欲断还连。此沧浪亭构思之着眼处。若无一水萦带,则园中一丘一壑,平淡原无足观,不能与他园争胜”。一溪清水,激活了园林景致,而最早布置出这景致的是北宋苏舜钦。
苏舜钦出身名门,爱好读书,诗文俱佳。据说苏舜钦十分喜欢《汉书》,把《汉书》当成下酒菜,如此入迷实不多见。北宋庆历年间,范仲淹主持新政,苏舜钦支持范仲淹而遭人排挤,离开都城,流落苏州,寻到一块“草树郁然,崇阜广水,不类乎城中”的地方,便在这里建造了沧浪亭。对于苏舜钦来说,沧浪亭给他的生活带来了安宁,在《沧浪亭记》中,他如此描写他的生活:“予时榜小舟,幅巾以往,至则洒然忘其归,觞而浩歌,踞而仰啸,野老不至,鱼鸟共乐。形骸既适则神不烦,观听无邪则道以明。”苏舜钦相信自己已经找到人间之真趣,对于过往的遭遇,逐渐释怀。
沧浪亭在苏舜钦在世时就有一定的知名度,后世名气就更大了。沧浪亭中,亭台楼阁颇多,其中有一座“五百名贤祠”。清朝道光七年(1827年)重修沧浪亭时创建“五百名贤祠”。今天在五百名贤祠中可见的名贤石刻画像共有594幅,已近六百。沧浪亭与五百名贤祠在清朝同治十二年(1873年)重修过,因此594位名贤上起春秋,下至清朝同治年间,他们或出生于苏州,或在苏州生活过,有许多我们熟悉的人物。五百名贤祠赋予沧浪亭新的气质,它不再仅仅是一座文人游憩的园林,也成为具有纪念意义和教化功能的场所。
置身于五百名贤祠中,游客也许为接踵而至的名贤形象所吸引,无暇详考他们的道德文章,但能明显感受到中华历史文脉的完整传承,发出名贤辈出的赞叹。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一篇文章无法讲清楚五百名贤的故事,我们只讲其中四位名贤的故事。
季札:挂剑示诚 乐因和美
五百名贤的第一位是季札,吴王寿梦之子,他生活在春秋时代,大概比孔子年长二十来岁,孔子十分敬重这位来自南方的君子。季札在许多方面都值得他人敬重,他留给后人一个“季札挂剑”的典故,展现了君子是怎样讲诚信的。
季札常作为吴国使者出使他国,有一回他在出使途中经过徐国,与徐国国君见面,徐君对季札的宝剑流露出喜爱的神色,但在与季札的谈话中丝毫没有提到宝剑。季札看出徐君喜爱自己的宝剑,想要将宝剑献给徐君,但此刻他有使命在身,佩剑是使者的基本礼仪,他不能立刻进献宝剑。完成使命后,季札回程又经过了徐国,可他却再也无法面见徐君,因为徐君已经逝世,季札来到徐君墓前,将宝剑从身上解下,挂在墓前一棵树上。随行的人不理解季札的做法,认为徐君已逝,这宝剑送给谁呢?季札道出自己的心迹:“吾始心已许之,岂以死倍吾心哉!”在季札心中,他当初已决定将宝剑献给徐君,岂能因为徐君逝世而背叛自己的心呢?
古人判断一个人的品德,常有“论心”与“论迹”之争,内在动机与外在表现并不总能一致,但心迹合一是古人倡导的高境界。季札的诚信发自肺腑,成为后人尊崇的榜样。季札对音乐有着高超的见解,他曾经出使鲁国,鲁国传承着周王室的礼乐,鲁国乐工为季札演奏来自不同地域的音乐,季札能够从中听到各地民风的差异,作出精到的评论。季札认为最好的音乐“直而不倨,曲而不屈;迩而不逼,远而不携;迁而不淫,复而不厌;哀而不愁,乐而不荒;用而不匮,广而不宣;施而不费,取而不贪;处而不底,行而不流”,这一系列的评论意在表达最美的音乐是最和谐的音乐。季札论乐,其实也是在论政风民风。
陆绩:廉石压舱 传承后世
五百名贤的石刻画像上,均有十六字的评价,这些赞语表明了他们被选入名贤的理由。三国时代从苏州走出了一位贤明太守,他的名字叫陆绩,其赞语为“郁林贤守,吴邦所瞻。怀橘知孝,载石表廉。”怀橘知孝讲的是陆绩童年时的故事,载石表廉讲的是陆绩成年后为官的故事。
《三国志》记载,陆绩六岁的时候,随家长到九江拜访袁术,袁术拿出橘子招待众人,陆绩拿了三颗橘子放到自己的衣袖中,古人衣袖宽大,放得下三颗橘子。拜别之际,三颗橘子从陆绩的衣袖中滚出,袁术见状不悦,觉得陆绩不知礼数,便故意问他:“陆郎作宾客而怀橘乎?”陆绩答道:“欲归遗母。”陆绩怀橘是想让母亲也品尝到自己曾品尝的食物,陆绩小小年纪即知孝道令众人感到惊异。也许,更加让人感到惊异的是他对时局的评点。三国时代,兵戈扰攘,孙策据有江东之地,曾与人共论时事,众人皆赞同“四海未泰,须当用武治而平之”,独有陆绩并不完全赞同,他引孔子“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的名言,认为武力之外当讲文治,双管齐下才有效。
陆绩曾为郁林太守,在任上清廉自守,为民称道。他来时行囊萧瑟,去时也是行囊萧瑟,船夫担心船轻,恐怕经不起一路上的风浪,陆绩请人搬来一块大石头放到船上,这便是“廉石”的由来。这则故事见于《新唐书》,是由陆绩的后人陆龟蒙所讲的,可以想见他说这则故事时的得意之情,这块廉石在陆龟蒙的时代摆在陆家门口,这是无声的家训,后来移入苏州文庙,直到今天还能看到,廉石故事之所以能传播千年,正在于它蕴含的唯有清廉才能致远的道理。
白居易:修筑山塘 养竹修身
唐代苏州,人口繁盛、经济富庶,在安史之乱后,随着中国经济重心向南向东移动,苏州在全国的地位更加亮眼。唐代苏州曾迎来三位“诗太守”,他们既是官员,又是诗人,分别是韦应物、白居易、刘禹锡,其中最为苏州人怀念的是白居易。五百名贤祠中,三位诗太守的石刻画像均在列,白居易的赞语为“白傅忠谠,施于有政。百首新诗,袖中吴郡。”
白居易在十四五岁的时候,便有“异日苏杭,苟获一郡足矣”的梦想,他实在幸运,日后苏杭两地都做过官。白居易在苏州任上的时间不长,唐朝宝历元年(825年)五月,白居易到任苏州,第二年八月因病离任。白居易晚年写过三首《忆江南》,他“最忆是杭州”,“其次忆吴宫”,也就是苏州,他想着“早晚复相逢”,但终究没有再度相逢。
苏州给白居易留下了深刻影响,白居易也给苏州留下了一笔丰富的文化遗产。他在任内主持开凿了从阊门到虎丘的山塘河,山塘河在阊门与大运河相通,它的兴建便利了苏州的水陆交通。苏州人将山塘堤称为“白公堤”,以示对白居易的尊敬。白居易离任那天,全城百姓前来相送,盛况空前。白居易在苏州写了不少诗文,他晚年编订自己的诗文集,将其中一个抄本献给了苏州南禅寺。
白居易有一篇《养竹记》,是谈竹之品质的经典文章。他说竹有很多值得君子效仿的品质,“竹本固,固以树德,君子见其本,则思善建不拔者。竹性直,直以立身,君子见其性,则思中立不倚者。竹心空,空以体道,君子见其心,则思应虚受者。竹节贞,贞以立志,君子见其节,则思砥砺名行、夷险一致者”,白居易因此鼓励庭院中多养竹。沧浪亭中种植最多的植物不是别的,正是竹子,五百名贤祠旁的翠玲珑,种植二十多种竹子。君子不可一日无竹,个中深意在于君子不可一日不以竹为自己的参照物,反求诸己,追求至善。
胡瑗:分斋教学 传道解惑
对许多读者来说,胡瑗是个陌生的名字。这位宋代思想家、教育家在当时得到范仲淹、欧阳修等许多我们熟悉的人物的一致赞赏。后人给胡瑗的赞语是“安定设教,士先立志,分斋授业,经义治事”,简明扼要说清了胡瑗的教育方法。
胡瑗将毕生精力献给了教育事业,范仲淹到苏州担任知州,创办苏州州学,延请胡瑗为教授,并将自己的儿子范纯祐送去学校,请其指导,之后胡瑗又受邀担任湖州州学教授,他在两地的教育实践被称为“苏湖教法”,成为宋代太学参考的办学模式。倘若简要介绍苏湖教法的主要内容,可以归纳为八个字——明体达用、分斋教学。
胡瑗将圣人之道分为体、文、用三个部分,仁义礼乐等永恒不变的道理为体,先贤制作与解释的经典为文,而将道理与经典用于实际尤其是用于为百姓解决问题则为用。胡瑗主张“明体达用”,落脚在一个用字,反对空言,这也是对当时科举考试崇尚诗赋、学者雕饰文字的情况的回应。
胡瑗因材施教,将学生分成经义、治事两斋进行教育,入经义斋的学生要“心性疏通、有器局、可任大事者”,他们的学习科目主要是儒家经典;入治事斋的学生或“治民以安其生,讲武以御其寇,堰水以利其田,算历以明其数”,在这些科目中主修一科,兼修一科,成为今天我们所说的一专多能人才。
胡瑗制定的学规很严格,但他在约束学生前,首先约束自己,为他们做出一个榜样。这样一位严肃的老师,也会带着学生走出书斋走向田野,因为他认为学者“必游四方,尽见人情物态,南北风俗,山川气象,以广其闻见”,如此才对学者有益。
五百名贤祠内悬一匾额,上书“作之师”,不仅胡瑗是老师,五百名贤皆为老师,可传道授业解惑,可激励今人砥砺成贤。(陈彧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