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是“鱼米之乡”，得天独厚的太湖资源，滋养了冠绝天下的苏州大米。早在6000多年前，吴地先民就已经开始种植水稻了。

　　比起赫赫有名的水稻，苏州的小麦似乎有点默默无闻。其实，苏州小麦快要比肩水稻，种植面积也要接近100万亩了。小麦是旱生作物，喜干厌湿。苏州是水做的江南，地势低洼，雨润烟浓，种稻养鱼、栽桑养蚕是合适的，并不适合于小麦的生长，小麦得以大规模种植，这其中一定有它的原因。

　　小麦是外来物种，大约四五千年前由西亚古巴比伦的两河流域，通过移民商贸，沿着河西走廊始入中原。小麦传至江南并被广泛种植，与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三次人口大迁移有关。

　　西晋永嘉五年(311)，北方少数民族攻陷洛阳，史称“永嘉之乱”，大批难民南下将菽麦带到了江南。据《晋书》记载，南迁者中有位叫郭文的隐士，隐居在大辟山区种菽麦，采竹叶木实，贸盐以自供。这是江南麦作比较早的记载。

　　唐玄宗末年至代宗初年发生的“安史之乱”(755—763)，又使得大量人口从长安迁至江南，进一步将麦作推向全国。苏州刺史白居易的《答刘禹锡白太守行》：“去年到郡时，麦穗黄离离。今年去郡日，稻花白霏霏。”表明苏州在唐代已有小麦种植。

　　入宋以后，尤其是宋室南迁，让江南的麦作有了更大发展。北宋末年至南宋初期(1126—1134)，金兵九度南下，灭亡北宋，掳走徽、钦二帝，史称“靖康之耻”，也让南宋开国皇帝宋高宗赵构流离辗转于扬州、南京、绍兴、杭州等地，一度在海上呆了几个月，留下了“逃跑皇帝”的诨名。

　　每一次人口大迁徙，都是人类的苦难史，也是人类文明的发展史。大量“饭面”的北方人到来，首先改变的是一日三餐，于是面食开始变得五花八门，便有了类似“无锡包子苏州面”的说法。面粉需求量大，而市场供给又不足，短期内的供需失衡，带来了价格暴涨，促进了小麦的迅猛发展。

　　对此，南宋庄季裕《鸡肋编》记载：“建炎(1127—1130)之后，江、浙、湖、湘、闽、广，西北流寓之人遍满。绍兴初，麦一斛至万二千钱，农获其利，倍于种稻。而佃户输租，只有秋课。而种麦之利，独归客户。于是竞种春稼，极目不减淮北。”所谓春稼，就是春天收获的冬小麦。佃户租种地主的稻田种植冬小麦，不用交租，收成全归自己所有。南宋政府实行的这种激励政策，和今天的强农惠农政策有些类似，极大地提高了农户种植积极性，于是家家户户始种小麦。

　　这种盛况，在古诗词中还能寻到踪迹。宋代著名词人叶梦得是苏州人，他写了一首叫《满庭芳·麦陇如云》的词。麦陇如云，意思是麦地的田埂如天上的云一样密集。还有南宋诗人杨万里，曾多次经过苏州市的交通重镇平望，留下了《过平望》三首诗，其中之一写道：“小麦田田种，垂杨岸岸栽。风从平望住，雨傍下塘来。”这些都反映了当时苏州小麦面积之大。

　　两宋之交，江南人口增长对粮食的需求，也促进了农耕制度的演变，从一年一熟的单作制发展为一年两熟的复种制。一年两熟，一地双收，稻麦共赢，可以增加土地产出率，解决人多地少的矛盾。专家学者称，这是我国农耕史上带有革命性的重大转折。这种一年两熟的耕作制度，延续了千年，时至今日，苏州仍然采用。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中国人的饭碗主要装中国粮，作为世界三大主粮之一的小麦自然不能放。苏州这些年一系列的强农惠农政策推陈出新，不仅增加了小麦面积，也富裕了种粮农民。

　　5月，又到了小麦成熟的季节。“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这在农田为数不多的苏州，俨然已成为姑苏城外乡村振兴不可或缺的一道美丽风景。（穆兰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