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夷山在赣南逶迤，山脉间是一小块一小块的平原，祖祖辈辈的客家人生活在这里的古老村庄中。而村庄里一座座肃穆的祠堂，记录着村庄的历史和荣耀。

　　仅江西宁都县赤坎村，就曾经有过三十多座祠堂。九十多年前，红军在这里驻扎，在祠堂里留下了不计其数的宣传标语。

　　前些年，我重返赤坎村，看见一座祠堂里，一堵几丈高的墙巍然兀立，上面赫然书写着一幅大字标语“争取江西首先胜利”。

　　这条红军标语让这堵墙成为独特的红色人文景观，也成了小村的一张名片。

　　一

　　“争取江西首先胜利”“欢迎白军弟兄来当红军”，这几条红军标语之所以引发人们的关注，是因为它所处历史位置重要。书写在中共苏区中央局的诞生地——宁都县小布镇小布村赤坎村小组龚氏宗祠的正门高墙上。

　　标语醒目。有的人铭记在心，有的人则就此开拓、研究。比如宁都县的谢帆云，便是其中之一，将标语研究做成一门学问。

　　谢帆云是个心思细腻的驻村干部，爱写诗，也对书法感兴趣。他见到这条标语后就渐渐上心，像一字一字抠“诗眼”一样，一笔一画地抠“字眼”。从用笔、书法结构、风格等不同角度细细考量，再从中央苏区史和地方史考究，他最终判断这十几条标语的写作时间为1931年，作者应当是后来成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的舒同。为此，他寻找到两条有力依据。

　　舒同是江西东乡人，参加红军后，于1930年底进入中央苏区，担任红四军政治部秘书，居住在宁都小布镇一带。他本职工作包含有写标语的任务，且又擅写书法，因而写下大量宣传标语。而那些标语极具“舒体”独特风格——立“七分半”字体。这个“七分半”，可以说是舒体字的精华，即结体上楷、行、草、篆、隶五体各取一分，风格上颜体、柳体各取一分，再取晚清书法家何绍基风格半分，合称“七分半”。

　　作为专业人员，宁都县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曾晨英、汪泓认为有责任寻找更多、更加有力的实证。他们将这些标语拍摄下来，赴北京找到了舒同之子舒安求证。

　　对于子承父业的舒安，这是一份从天而降的惊喜。面对照片，他当即确认这些苏区标语为其父舒同的早期手迹。兴奋不已的舒安，2014年8月专程赴宁都县小布镇赤坎村寻访其父亲当年的战斗足迹。对赤坎村中几处革命旧址墙头保留的数十条苏区标语，他一一细心品鉴，确认其中近十条榜书标语为其父手迹。

　　在小布镇赤坎村，当舒安看到门楣上一条清晰红色榜书标语“优待白军俘虏”之时，眼前一亮：“这条标语极具舒同书法风格，用笔线条圆健，结体宽博，有颜体书风，且笔法特点和舒同的书法风格一致。”

　　墙壁连接墙壁，标语便连着标语。

　　仅一屋之隔的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旧址内，几条用白石灰水刷于墙上的大字标语，虽历经九十多年的风蚀，依然可辨别出“当红军”“分田地”等几个大字。

　　舒安仰头细看着说：“由于当年红军的条件简陋，写这么大的字，只能就地取材，用棕把、笤帚当毛笔，所以用笔的细节上不可能那么精细，但这些字的笔画、结构都与先父的书风一致。”

　　离开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旧址，仅数十米之遥的中共苏区中央局旧址，是一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是一幢气派的龚氏宗祠，虽历经数百年历史烟云，祠堂仍然保持着当年原貌。

　　踏进这一旧址院内，正厅屋檐下约一丈五高的大墙上，醒目的大字标语“争取江西首先胜利”首先映入眼帘。舒安脱口而出：“这条标语像先父写的！”随即与陪同人员一同分析这条标语的用笔特点和结构特征。

　　细细观察，标语用材也很有特色。红军当年少有墨水，便就地取材，用石灰水做墨水；从河里捡来红粉石捣成粉，加水调一调就成了“红墨水”；从烧饭锅底刮取锅灰搅拌成“黑墨水”……“墨”非寻常之墨，“笔”亦非寻常之笔。由于舒同善榜书，他书写的笔，大都为简陋的棕把、笤帚，有时则为一团柔软的禾草。为了便于苏区军民认识标语内容，舒同多以正楷书写标语，并根据墙壁长短来安排标语，墙壁长，写长标语，墙壁短，写短标语。不经意间，就有了赤坎村如此之多笔墨奇稀、色泽殊异的红军标语。

　　二

　　2022年3月，我再次走进赤坎村。刚刚维修过的邱氏宗祠，几条棕红色红军标语十分醒目。屋前竖立标着“朱德旧居”的立碑。

　　我曾多次采访过居住在此的八十岁村民熊兰亭老人。老人的多位父辈参加过革命，二伯、四伯参加红军，光荣牺牲，父亲也曾是一名苏区干部。父亲生前时常与他讲起朱德总司令等人在他家居住的情景。红军转移后，白军占领了这里，嚷嚷着要放火烧房，熊兰亭的奶奶拼死阻止，才保住了部分房屋和红军标语的完整。

　　从此，熊家历经三代人，守护老屋九十多年。其间，无数的游人前来参观。

　　随着经济飞速发展，小布镇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熊兰亭的三个儿子长大成人，先后都另外择地盖了新楼房。他们一次次劝说熊兰亭和妻子林长秀两位老人离开潮湿陈旧的老宅，到他们的新房去享福。然而，无论儿子儿媳几个怎么劝说，老两口始终不愿搬离，他们怕自己走后房屋无人修葺。

　　“我们需要照应，这座老屋和标语更需要照应。”熊兰亭、林长秀多次说。对于房屋的照应，是日积月累的琐碎细节：墙破了要修，屋顶漏了要补，砖头松了要砌，扫蜘蛛网、扫地、疏沟……村里的人也时常来帮忙。有一次，祠堂两扇大门快要倒塌，就是村委会请人来帮助修理的。邱氏宗祠地势较低，每年雨季雨水倒灌，屋里的水能浸没小腿肚。两位老人就赶紧端来水盆，一盆一盆地把水舀出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们早已把生命与老屋融为一体。

　　岁月流逝，老人和房屋、标语都在不断老去。去年我来采访时，熊老因中风坐在轮椅里，他由老伴推着，向我指看日晒雨淋的大墙上两条残缺不全的标语。

　　“这标语再不修复就没了。”熊老不无悲怆地说。不久，在村委会的努力下，墙壁标语修好了，老人心愿得偿。

　　今年再去，熊老已经不在了，但我看到，七十岁的林长秀，带着孙子仍与老屋和标语为伴。

　　三

　　踱步赤坎村，品读标语，字上温度、字里风云、字间春秋，让人感慨万分。村民告诉我，村里大大小小的红军标语不下千条，其中熊氏宗祠最多，有三百多条。

　　说到熊氏宗祠就要说到熊天星。我每次去，都见他指着阔大的墙壁一跛一跛来回讲解红军标语。

　　“穷人不打穷人，士兵不打士兵”“欢迎白军兄弟来打土豪分田地”。

　　六十三岁的熊天星是熊氏宗祠第十七代传人，他出生于这座古老的建筑，四岁从楼上跌下来，致使足跛。奶奶和父母亲没读过书，熊天星是从小读着标语识字，听着标语故事长大。后来，熊氏宗祠几经转手，熊天星始终念念不忘。对他来说，这里既有红色历史，也有亲情回忆。

　　1980年，熊天星进入小布垦殖场工作，做些造土纸、开垦茶山、养护茶园的活计。有了稳定的工作，他迫不及待地与父亲商量，要把熊氏宗祠买回来。几经努力，终于成功。

　　回到熟悉的老屋，熊天星把每个房间的标语仔仔细细地检查了好几遍，给予力所能及的保护。因潮湿墙面凸起，便用胶水托底粘住，使石灰不掉落；日晒雨淋的地方，贴报纸遮挡，防止风化；劝阻游人用手触摸……他还为楼上三个房间上锁，减少参观量。熊天星不是小气，而是要尽力保护好那些红色标语，让专家、学者以及更多的人研究、参观。

　　2000年开始，熊天星主动当起了红色标语义务讲解员。村里为照顾残障人士，将他纳入低保户，又为其在村里安排了保洁员的公益岗位。

　　自此，熊天星每天在保洁员与讲解员两个角色间不停地变换。没游客时，他是保洁员；一有游客来时，他就是讲解员。后来，游客越来越多，老熊的妻子就客串干起了义务保洁员。夫妻俩商量好，既要做好标语宣传又要搞好保洁工作，宣传、保洁两不误。2016年初，随着革命旧址的建设日益完善，熊天星的讲解工作量翻了一番。他辞去保洁员的工作，成为一名专职讲解员。

　　“为什么我家有这么多标语呢？因为红一方面军总交通队曾在这里驻扎过，来往的交通员多，书写的标语就多。一个人写一条，一百人就是一百条……”

　　那一次，熊天星刚介绍完，一名游客告诉他：“一条标语抵得一个军。”

　　“啊，有这样的事？”

　　“有呀，这是1930年红一方面军前敌委员会宣传动员令里讲的。标语是红军传播革命理想的宣传工具，力量大着呢！”

　　标语在熊天星心中的分量更重了：一条标语抵得一个军，那么我家一共有多少条标语呢？

　　熊天星盯着满屋密布的标语，开始了他的统计工作。有的标语很小，贴着墙脚根，有的标语中还夹着标语。为了得到一个确凿数字，他搬凳子、爬楼梯，他把楼上楼下每一块砖、每一条木板来回数了许多遍——标语共计三百一十多条，这个数字超过了他原来的估计。

　　一条标语抵一个军，满屋的标语就是千军万马。

　　这正是熊氏祖孙三代做的事，守护这些意义非凡的标语，让红色文墨永远流传下去。

　　九十多年过去，小村怀抱着这份珍贵的蕴藏，质朴、无声地伫立着，默默地向世人展示小村那一段峥嵘岁月。